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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审判权在法官个体间的流转

发布日期:2016-03-10字号:[ ]

        “即使判决并没有准确地判定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争端各方只要确信他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他们也会自愿接受法院的裁判结果。”

——[]迈克尔·D·贝勒斯

    审判权是指人民法院调查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权力。人民法院是抽象的权力主体,具体行使审判权的主要是独任法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2),但实质上审判权的实施就是法官将法律适用于案件审理的活动过程,本质上是“法官发现法律的过程”(3)。因此,审判权在法官个体间的微观运转状况,恰能更深层次地反映和满足审判权作为国家权力的宏观旨意和审判组织内部资源配置的中观权衡,同时,微观层面机制的合理设置也将最大程度地调动法官个体的潜能,实现审判权运行效能的最大化。

         一、法官在纠纷处理中的角色切换

         审判的本质在于解决各种社会冲突和纠纷,法官作为受国家委托的解决纠纷的专业人员,在诉讼中以公正的第三者的立场出现,其职责主要在于主持纠纷的裁决,并据此作出判断(4)。但纠纷的解决是各类元素发散、叠加和聚拢的过程,并非是一个单纯适用法律的程序,在此过程中,法官的角色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下案例说明了此问题:

         2003年,刘某在典当行的牵线下,向朱某借款160万元,约定月息5分,并按月支付利息。至20064月,刘某通过该典当行向朱某支付了264万元后,停止支付利息而引发纠纷。于是,朱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某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20103月,法院经审理认为,民间借款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部分不受保护,朱某实际已多得利息1591680元,遂判处刘某向朱某支付借款8320元及利息。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官发现,由于本案存在典当行从中收取综合费率的问题,朱某是否实际收到刘某所还的264万元,双方存在很大争议。 面对如此棘手的,调解成为合议庭的首选。为了妥善处理好这起矛盾容易激化的纠纷,院、庭领导也分别出面找到有关人员做调解工作,但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虽多次、多方调解,均无法达成一致协议。在调解无望的情况下,合议庭经过讨论,慎重作出了二审判决。然而就在判决书准备发出前,主审法官决定再做一次调解工作,案件竟然起死回生地得以调解结案。双方当事人在法官的主持下签订调解协议,并支付了72万元现金。(5)

    在案件的二审审理中,主审法官充分考虑了法律以外的因素,审理的重点从促进和解到适法裁判再到促进和解,审理的方法随之在调解与审判间流变,法官的角色在“调解员”与“裁判者”间切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审判权行使模式。在当前法院“三全调解”(6)的大背景下,这一模式在民商事审判领域中堪称常态。其形成具有以下条件或特征:一是法官所持的“价值判断”(或为“利益衡量”)处于主导地位。对于立法者在立法时所秉持的原则与主张,在个案审理中未必是最优选择,而同时被附加了追求“社会效果”的功能,“案结事了”成为公认的准则。二是有可资利用的资源。法律事实认定上的空间、非禁止性的条文规定、可接受的社会观念甚至判决作出的时机等均可作为调解纠纷的客观资源,而法官对条文的理解、“院、庭领导”的支持等奠定了调解工作的主观基石,主客观要素相互叠加、组合,构成了法官开展调解的资源体系。三是“调判结合”具有丰富样态。“调”与“判”的程序相互交织,且在未最终下判前均具有可逆性和重复性;实体上相互借助,判决的依据可作为调解的素材,调解中确立的事项可为判决所吸收。同时,“调”与“判”最终何为结案方式本身也带有不确定性。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官在具体个案审理中可能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职能,那么,其中审判权行使的正当性基础是什么?在同一主体上所形成的界分理由,能否成为不同主体职能划分的界限?

    二、审判权在法官个体间流转的正当性基础

    法官在审判中的中立性,总是被认为是实现判决正当化的关键所在,(7)并进而被认为是审判权正当化运转的基础。然而判决的正当性根据是符合正义的法律,判决符合该法律的规定,才能够要求人民接受或信任判决(8)。同理,正义法律得以实施是审判权运行的正当性基础,如前所述,同一法官在个案中会呈现出角色及职能变化,同样,不同法官在相同或不同案件中适用法律的方式也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最根本地体现在法律、当事人、程序地位与作用上的不同,并因此形成了适用法律的垂直型模式和横向型模式两种类型。垂直型模式表征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始终力求将法律规则的构成要件在所涉案件事实中完整再现,从而最终赋予该案件法律规定的后果,审理过程在立案、开庭、判决等行为组成的单一轨道内进行;横向型模式意味着法官以居中立场,以化解矛盾为目标,通过征求各方当事人意见、提出解决纠纷建议、主持讨论协商等方式,呈现出了法外因素得以强化、程序形式更为丰富的审理景象。两种模式的正当化基础及其分界线在于:

        (一)法律是服从的对象,还是说服的依据

    在垂直型模式中,法律以规则、原则的形态成为适用的“大前提”,“裁判者必须把他应该判决的、个别的具体个案,与组成实在法体系的各种规范联系起来”(9),法官专业化的法律解释和论证方法,均是为实现法律的内容而服务;在横向型模式中,法律作为服从对象的影响力是潜在的、原则性的,法官往往在“法律的框架内”,将审理目光停留在“说服”上,法律被作为法官和各方当事人同意的共同论据而发挥作用。

        (二)当事人是接受裁决的主体,还是被说服的对象

    当事人在垂直型模式中是相对被动的,除了通过参加庭审、提供证据等阐发和证明自己的观点,并不对法官的裁判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相反,作为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当事人不得不接受审判结果的被动性被强化;而在横向型模式中,当事人可主动要求法官组织调解,在主张权利和妥协让步中,施展主体的权能。法官作为程序的主导者,亦应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性,调动一切资源,说服各方当事人接受意见。

        (三)以适法为目标的程序,还是以说服为目标的程序

        “对于当事人而言,诉讼程序是保障他获得期望结果的必经手段;对于法官而言,诉讼程序是实体结果公正性的基础”(10),在垂直型模式中,审判权正当性的希望都寄托在法律本身,程序对法官的种种限制,仅是为了确保法律得以正确适用;在横向型模式中,程序正义成为了形式多样的各类审理活动的基本保障,而审理活动均指向说服当事人的终极目标,因此程序的价值体现在满足说服需求的整个过程中。

    那么,在当前司法体制下,两种审理模式是否具备丰厚的现实土壤和可延展的实践空间?两种模式各自的特质又是否足以催生不同类型的法官?

    三、审判权在法官个体间流转的现实考量

    HB区人民法院近三年的民商事案件审理情况为例,201120122013年,该院审结各类案件分别为309263217390件,其中民商事案件结案分别为194848264464件,占总结案量的63%76.35%60.41%。以各年度调解撤诉案件量和简易程序适用案件量为参数,可对调解和相对简单案件数所占比重做一展示和比较,具体情况见图表一:

图一:2011——2013年调解撤诉案件和简易程序适用案件所占比重示意图

     由上图可以推知两方面特点:一是调撤率和简易程序适用率处于稳定状态。三年来,调撤率稳定于55%左右;除2012年因该院尚未获准在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适用简易程序,而案件又大量涌入致使适用率偏低以外(11),其余年份简易程序适用率均在70%以上。B区法院的该两项数据在所处省份法院系统中处于中等水平,大致可以反映法院的区域性状况。 二是调撤率与简易程序适用率属于正相关。以“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为特征的案件,在适用简易程序的同时,客观上有利于法官以调解或撤诉(绝大多数因当事人和解而撤诉)的方式结案。

    综上,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前法官大量面对的是较为简单的民商事案件,且该批案件调解成功率较高。在进一步的数据比较中,我们也发现在简易、普通程序的不同审理期限框架内,平均审限天数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见图表二:

图表二:2011——2013年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平均审理天数对照表

 

2011

2012

2013

普通程序

平均审理天数

91

102.2

121.35

简易程序

平均审理天数

47

54

52.46

    可见,简易程序的平均审理天数与普通程序相比约为1:2,即在同样时间内以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结案数两倍于以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数,又如前述,简易程序适用率与调撤率呈正相关,即民商事案件调撤比例的上升将明显缩短审限,提高审判效率。以B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员额情况为例,三年来,该院一线法官人数并未有明显变化,均在20人左右,其中办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官人数为10人左右,即50%的审判力量办理了全院60%甚至70%以上的案件,2013年人均结案率达446件,远高于全院389件的数量(该年度全院一线办案法官为19人)。综上可知,民商事审判依靠以调解为主的审理方式,效率较高地消解了占法院最大量比的类型案件,成为法院追求高质效审判的重要引擎。

    但当前,在“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背景下,在同一案件审理中既依靠垂直型模式进行裁判,又适用横向型模式开展调解——“调审合一”的情况比比皆是,裁判职能与调解职能作为审判权运作的主要权能,往往在民商事法官个体身上高度合一,即某个法官在同一案件的审理中,既做审判型法官又做调解型法官。这一模式虽有一定的理论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但弊端明显:

    一是审理思路易被打乱。法官极易因调解中获取的信息而影响案件事实认定,从而导致对裁判结果先入为主,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出现“久调不决”现象。

    二是司法公信力易受影响。同一法官同时遵循法律技术逻辑和常识化操作逻辑,当事人可以在两种逻辑之间恣意游走,任意选择更有利于己的一套方案,同时,法官会根据自己的目的选择调解或判决的资源,客观创造了审判权寻租的空间,司法公正性和公信力受到挑战。

    三是司法资源易被低效能配置。两种模式对于法官的能力要求并不尽同,调解成功率高的法官往往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高超的调解技巧和对本土文化的充分认知,但现实中,部分并不具备以上能力的法官亦在担负调解重任(12)。实践证明,部分法学知识丰富、理论功底扎实的法官,更愿意也更有能力以裁判的形式解决纠纷。

    四是“调解优先”的原则易被利用。少数法院和法官为迎合司法政策,不惜牺牲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过度利用调解手段,追求所谓的“零判决”,致使“调解优先”原则异化。

    以上分析,为我们研究在垂直型和横向型两种模式下,“审判型”法官和“调解型”法官的分野,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

    四、实现审判权在法官个体间的流转

        (一)审判型法官与调解型法官的分野

    一是审理目标相异。作为审判型法官,将以形成裁判作为行使审判权的主要目标;调解型法官则以取得当事人对案件解决方案的同意作为审理活动的主要目标。

    二是审理活动有别。“规范不会主动地去认领个案,事实也不会客观地再现于裁判者面前”(13),审判型法官必须通过举行庭审、进行举证质证、实地调查等,获得与形成法律事实相关的素材,并通过法律解释和论证方法,与规则相对应、结合,才能形成最终的判断。调解型法官固然也需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实地调查以查清事实等,但其主要活动还在于开展反复耐心的调解活动,说服当事人接受解决方案。

    三是影响因素不同。审理型法官依赖缜密的法律思维,将查明的事实与相应的法条联系起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完成司法论证过程,其中法律因素发挥绝对影响力。而在调解过程中,情、理、法等各种因素交替登场,只要对纠纷解决有利,在不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均可以加以利用,所以法官审理空间是开放的、富有弹性的。

    审判型法官与调解型法官之间的种种差异,决定了我们亟需调整审判资源配置思路,使审判权在法官之间实现一个正向的流转。

        (二)实现流转的方法和条件

    为保障审判权在法官个体间充分、顺畅流转,让擅调者调、能判者判,需要做到三方面、六个字:

    1.“归位”——以能力为依据。一是充分掌握法官的个体能力特征。可将法官能力细化为法律应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理论研究能力和民意掌控能力等五方面,据此对不同法官进行评价,并最终进行调解型和审判型的归类,比如语言表达能力和民意掌控能力较强的,宜归入调解型法官行列。二是合理设计类型法官的员额配比。应结合简易程序审和普通程序审理的数量比例,对不同类型法官的需求进行预估,并通过阶段性调整,在人均办案量、平均审限等重要指标上实现动态平衡。三是科学配备办案辅助人员。应为审判型法官配备庭审记录能力强、逻辑思维缜密的辅助人员,以使法官获得更为客观、详实、准确的材料依据。

    2.“换位”——以程序为要件。一是明确“入案”的流程。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调解型法官审理,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由审判型法官审理。二是明确“转换”的条件。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经法官多次组织调解,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接受或庭审后1个月仍无法达成调解意向的,应转由审判型法官审理;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如各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接受调解,既可由原法官进行调解也可转由调解型法官调解。转换后,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审理程序的变化。三是明确“回转”的次数。为保障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应允许垂直型模式与横向型模式之间的回转,但次数不应超过1次。

    3.“升级”——以考核为路径。一是建立健全专业化的考核机制。对调解型法官,要设计能够充分反映调解工作量和社会效果的量化考核体系和方法,加大服判息诉率、申诉率、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等指标的权重;对审判型法官,则应加大对庭审规范性、裁判文书质量等的考核力度,以考核促进裁判的公正性。二是确保两类考核内容和结果的平衡性。在突出考核特殊性的同时,应在两类考核中形成合理的关联和比较,以充分实现考核激励作用。

        (三)实现流转的保障

    1.强化裁判文书对审判型法官的限权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当前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对审判型法官与调解型法官加以区分,目的也是为了使法官能对自己的裁判负责。因此在权限扩大的前提下,确实需要强化对司法产品——裁判文书的监督力度。正如前述,垂直型模式下,审判权正当性的基础在于法官对法律的正确适用,而裁判文书所表征的过程和结果,即是对法官是否正确适法的最直观的呈现。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进司法公开工作,将判决书公诸于众,有利于加大监督力度,限制法官恣意滥权。

    2.强化当事人程序权利对调解型法官的限权

    一是程序的公开性限制了法官“暗箱操作”。无论是庭审调查还是现场调解,都应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进行,当事人有责任就自己的主张提出证据进行展示,另一方当事人应公开加以质证和反驳,法官应据此了解事实,并形成解决纠纷的方案。法官虽可在此过程中使用“背对背”等调解技巧,但不能隐瞒或刻意回避重要事实,误导当事人作出判断。二是程序的互动性限制了法官的独断专行。应保证当事人充分阐释观点和反驳意见,法官应充分听取并引导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进行诉讼活动,调解形式灵活多样,应在互相“讨论”和“说服”中推进调解进程。法官任何单方面对当事人权利的限制行为,都是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蔑视,应予以纠正。

                                                                         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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